信么：“方姥是川岛芳子”——我的质疑
本篇为“川岛芳子是这么神么？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书中重大史实谬误”一文的姐妹篇，欢迎参照阅读。另请参照《史志专家权威考证：“方姥不是川岛芳子”》系列文章。
有关“方姥是川岛芳子”一事，经过2008年一年的喧嚣，终于尘埃落定，一本结论似的考证书：《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以下简称《川证》）问世。可是，细读此书发现，从事情的缘起，到对所谓“方姥遗物”的考证，无处不是荒诞离奇的。有人怀疑当事人“设计造假”不无道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提出我的疑问及意见。
目录
（一）川岛芳子来东北、来长春，不符合历史背景
（二）如果方姥真是川岛芳子，她最该隐瞒的是什么？
（三）应有的证据：字迹、照片、名字—都没有。可信么？
（四）那组假关东军秘图——谁买的？目的是什么？
（五）方姥留给张钰的“浴嬉图”，能是方姥画的么？
（六）带封的景泰蓝狮子，狮子内的字条，都是故弄玄虚
（七）“浴嬉图”与“秀竹字条”的关系，耐人寻味
（八）穿凿、猜测、附会，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
（一）川岛芳子来东北、来长春，不符合历史背景（长春志 http://cclog.cn）
《川证》128-129页载，“方姥是川岛芳子”一事，是张钰的姥爷——段连祥在2004年底病故前向张钰交代的。此前，2000年段连祥曾向张钰的母亲段续擎讲过。内容是：段连祥在伪满时是铁路警局的翻译，认识并崇拜川岛芳子（以下简称“川岛”），在1948年末由同是在伪满当警察的于景泰、秀竹（七爷）将川岛送到还在沈阳的段连祥处，由于景泰联系亲属在新立城租一处房子，川岛便长期在新立城住下，冬天时去南方，直到1978年去世。
《川证》论述川岛逃过极刑后之所以选择长春新立城隐身，是因为“新立城又是长春近在咫尺的农村，1948年又处于国共两军‘拉锯’的三不管地带，使川岛芳子既有回归故里叶落归根的感觉，又地处不为人所注意的僻静农村” （《川证》166页）。川岛来长春的准确时间：“‘方老太太’来到新立城的时间，是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末，与川岛芳子从北平第一监狱逃出后的时间也比较吻合。”（《川证》160页）这完全不符合当时东北的形势，也不是当时人们对形势的认识，我认为是后人编造时的臆测。
1948年下半年，正是我军展开辽沈战役期间（9、12-11、2），至10月份时东北已大部解放，就只剩下锦州、沈阳、长春三座孤城还在国民党手里。按《川证》书中所说的川岛来东北的时间，正是这三座城市都在我军重围之中的时候（后来锦州和长春10月份解放，沈阳11月份解放），秀竹、于景泰怎能领着川岛几穿我军重围，先到沈阳找到段连祥，然后又一起来到新立城呢？长春这时外围包括双阳县、九台县、农安县、长春县及长春城市四周都早已被我军解放，新立城正是我几十万大军围困长春的控制区，哪还有什么国共两军的“拉锯”、“三不管地带”。况且当时对人员往来和交通都控制得非常严格，沈长两地间和各地农村间的人员走动都要有路条才行，要接受层层关卡的检查。川岛这时即使逃过死刑，又怎能奔这沈阳、长春等对她来说是极其危险之地呢？况且还一行四人（一个汉奸，三个伪警察）。
（二）如果方姥真是川岛芳子，她最该隐瞒的是什么？（长春志 http://cclog.cn）
如果方姥真是川岛，劫后余生，她最该隐瞒什么？我想，那就是她日本特务、间谍的身份，以及一切“日本人”的痕迹。可是，段氏母女（张钰和她母亲段续擎）给我们展示的方姥生活可不是这样。她不但画日本画，还教段氏母女日文、日语、日本歌曲和日本舞蹈，甚至还教了日本国歌——君之代（《川证》207页）、用日语骂人。在那又是镇反、又是“文革”、又是“清队”的年月里，她敢教这些敌国的东西么？她教这些东西难道就不怕暴露么？凡是从那个年月过来的人，都会很清楚这一点的。如果方姥真是川岛，甭说段氏母女不是川岛的亲生骨肉，就是她的亲闺女、亲外孙女，她也不敢教。我认为，这是张钰等人的故意编造，无非是要用方姥会说日本话、会唱日本歌、会画日本画，来证明方姥是川岛而已。
顺便说一下，张钰说她之所以会点日语，也与方姥的传授有关（《川证》207页），这也是不可信的。众所周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张钰上学的时候，全社会都是日语热，大部分中小学的外语课都是日语，有的大学外语课也是日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怎能相信张钰的说法呢？再说，张钰的姥爷段连祥不曾是日语翻译么？怎能让人相信张钰会点日语只是与方姥的教育有关呢？
（三）应有的证据：字迹、照片、名字——都没有。可信么？（长春志 http://cclog.cn）
在提出“方姥是川岛”的这件事上，张钰一方除了无法提供人证外，也没能提供出应有的直接物证，这很值得怀疑。因为要证明的川岛，在70多年前曾是一个在中国东北、华北各地有过大量活动的人物，她在各方面都留下可以做比对的东西，而方姥也在段家生活了30年，也一定应该留下一些可以准确地与历史上的川岛做比对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准确地证实方姥是不是川岛，如笔迹、照片、指纹等。可惜，这些，甚至连名字，在张钰一方提供的证据中都没有。可信么？
1、字迹。按段氏母女的说法，方姥与她们共同生活长达30年，又教了她们两代人的文化艺术（中文、日文，写字、背诗，唱歌，画画等），可连一篇正经的手书文字都没留下来，哪怕是一篇日文也好。真不能相信！难道方姥真是川岛，警惕性极高，防止暴露，就是不留字迹。细读《川证》一书发现不对，上边说到了，连她最应该隐瞒的“日本人”身份她都不在意，还教了段氏母女两代人的日语等。联系到《川证》中记述的方姥那么喜欢画画（在现有的物证中还有4幅，并且有2幅画上还有字）等等，应该不是这么回事。
我不否定真有方姥其人，但按现在这样矛盾的资料推论，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按《川证》的记述，方姥确实教了段氏母女两代人那么多知识和技艺，也留下了字迹和书画，或许还真是个日本人，但就不是川岛，张钰一方为了把她说成是川岛，不能把她的真实字迹提供出来。二是方姥本来也就不是什么川岛，没有那么多技艺，也不会日文、日语之类的东西，是段氏母女为了让她在现在考证之际像川岛，而硬把她说成《川证》书中的那样，又会这个又会那个的。反正都是她们家里的事，她们怎么说别人就只能怎么听。若不，这样的矛盾实在是无法解开的。
2、照片。据段氏母女讲，方姥从不照相，也不留照片，但唯一的一张照片——皈依证上的照片，是在1978年方姥去世后由段连祥从证上揭下留存，后来在2004年底段连祥去世时，随段一起火化了。
我仍不相信，这个说法的疑点太大了：既然段连祥已经将方姥的身世告诉了段氏母女，并还嘱托张钰将景泰蓝狮子转交远在日本的小方八郎，段氏母女也已经将方姥的许多遗物都一直保存着，而且张钰几乎就在段连祥死后马上就着手“揭秘”方姥身世了（段连祥2004年12月24日去世，张钰第二年一年在“揭秘”。《川证》133页），那么，她们怎能在马上就要“揭秘”方姥身世时，独独将最能慰人追思和最能为“揭秘”起到铁证作用的照片烧掉呢？这是不可理解的。况且，方姥与段连祥并不是名义夫妻，作为儿孙，随烧段连祥遗体烧方姥的照片更不可理解，也是对段续擎母亲、张钰亲姥姥庄桂贤的极大不敬。段氏母女会这么干么？用这样的理由解释方姥没有留下照片说不通。我认为，能说通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方姥本来就不是川岛，拿出方姥的照片不就穿帮了么？
3、名字。没有名字这一点是最说不通的。按段氏母女的说法，方姥从1948年末来到长春，至1978年死亡，前后长达30年，尽管为了隐藏身份不和外界来往，但总是会和一些人接触的，总要弄个假名代表身份。段氏母女从小都在她身边，可能连她的假名都不知道么，可段氏母女就说她没名。翻开《川证》一书，我们还知道，方姥入了佛道，办了皈依证，又和般若寺住持澍培关系很好；同时，我们也知道皈依证的格式：名字、法号、照片……（《川证》180页）。据说因为方姥没户口，这个皈依证对她大有好处，又代替了她的身份证，但皈依证上也总该有个名字吧。这个名字段家是应该知道的，可段氏母女却一致说她没名，这可信么？这都近乎有点无赖了。我认为，这是张钰一方的刻意隐瞒。不提供名字，好处就在于，即使有关方面有这位方姥的记载，也无由去查，这方姥的真实身份也就永远是个谜，然后再按预备好的“方姥遗物”去证明“方姥是川岛”。如此而已。
一切不可信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就都明白了。对方姥无字迹、无照片、无名字这样的怪事，也是一样。
（四）那组假关东军秘图——谁买的？目的是什么？（长春志 http://cclog.cn）
在方姥的许多遗物中，假关东军秘图一露，就引起公众的质疑：谁买的？目的是什么？《川证》一书无法回避，但对此却这样表述：“可以断定，这6页‘关东军文件’绝不是川岛芳子的遗物（因为方老太太（川岛芳子）死于1978年，在此之前，根本就没出现过此类东西），只能是段连祥1983年后从古玩市场或旧物摊上买回来收藏的。段连祥之所以收藏关东军这些东西，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对关东军的了解有关，也算是他的一种‘情结’吧！”（《川证》245-252页）
在这里，我不认同考证者的这样解释，也不认为是段连祥买的。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这组关东军秘图是真的话，考证者还会说这“只能是段连祥1983年后从古玩市场或旧物摊上买回来收藏的”吗？显然不能。张钰还会认可把这些“秘图”说成是段连祥买的吗？也显然不能。不管是考证者还是张钰，都一定会像书中表述望远镜和那几张画一样，言之凿凿地认定这就是方姥的，然后再推出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川岛芳子才可能拥有”，所以“方姥就是川岛”的结论。而且，有了这组关东军秘图作证，“方姥是川岛”这个结论似乎就更能服人了。
我之所以认为不是段连祥买的，更是基于下面的理由：
从《川证》一书提供的段连祥的经历来看（《川证》142页），段在伪满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铁路警局的编外翻译，伪满垮台前半年才入警察学校学习，与关东军关系甚远。就算有点社会关系，钟情于川岛，爱屋及乌，在改革开放后误以为真地买了假关东军秘图，这都可以成立。但是反过来看，在改革开放后可买的东西很多呀，如果方姥真是川岛的话，他真的保护了川岛的话，那么他的偶像——川岛的照片、图片、传记、评传，更多呀，在书店、地摊、古玩市场上都可见到，可他却一页都没买，也没留下来，这是为什么？要知道，这时川岛早已不在了，他手中仅有一张川岛老年的照片（即所说的从皈依证上揭下来的），他不该多搜集点川岛的东西么？相反，关东军秘图这时对他又有什么用处呢？他的情结应是“川岛情结”。那么，是不是他担心危险而不去搜集川岛的东西呢？显然也不是。“方姥是川岛”这个秘密只要他不说出去是没人知道的，收藏川岛的东西远比收藏关东军秘图的危险性要小得多，他不应不去做。这不说明了问题么？换个角度说，如果方姥真是川岛，按《川证》一书记述的段连祥与川岛的那种亲密关系，他连川岛的图片、资料都不去收藏，却要收藏这几幅他知之甚少的关东军秘图，这怎么可能呢？正确的解释我认为只有一个，方姥本来就不是川岛，段连祥也没有保护过川岛这回事，所以他既不搜集川岛的东西，也不会去搜集什么关东军秘图。我认为，买关东军秘图的不是段连祥，另有其人；买关东军秘图的目的也不是收藏，而是为了做证——想要先把关东军秘图说成是方姥的，然后以“只有川岛才可能拥有这些秘图”为论据，断定“方姥就是川岛”。但是，就是在买的时候不知道是假的，以致一出手就露出了破绽。
我不但不认同《川证》一书这样的说法，我还认为，在这里，《川证》一书对此有故意为造假者开脱之嫌，故意把公众诘问的对象引到一个无法对证的人——段连祥身上。因为这句“只能是段连祥1983年后从古玩市场或旧物摊上买回来收藏的”表述，是排他性的。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段连祥1983年后从古玩市场或旧物摊上买回来收藏的，或者在没有排除其他相关人所为的情况下，是不能这样武断地下结论的。难道就不能是张钰或其他什么人买的么？我认为极有可能。
（五）方姥留给张钰的“浴嬉图”，能是方姥画的么？（长春志 http://cclog.cn）
所谓“浴嬉图”，据张钰讲，是方姥得知段续擎怀孕后、在张钰未出生前画给张钰的一幅画，内容是八个日本女人在澡塘内洗澡打闹的场面（《川证》199页）。这张画在整个考证过程中备受关注，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以致考证者在《川证》一书中直呼“此画为川岛芳子所画无疑”（《川证》204页）。真的么？我看不是。
1、这张画是一张老画，应是解放前的。按张钰一方的说法，“浴嬉图”是方姥得知段续擎怀孕后、张钰未出生前画给张钰的，那么这个成画的年份就不会早过1966年，因为张钰是1967年出生的。可是，此画的年龄经画家张成久考证，认为至少五、六十年前。
张老师的评价文字是打印与手写改动相混合的，反映出一个修改过程。打印字体是最早的：“此画是幅老画，年代不详，是日本人画的，东洋画，‘浮士绘’画法。……装裱特点也是日本式的，画心和画边的对比不强，不像中国画……”
手写改动部分：（1）将“年代不详”中“不详”二字抹去，在上边加“只少六十年前”一句，又在“只少六十年前”中加“五”字，最后定型为“只少五、六十年前”。（2）将“‘浮士绘’画法”一句前加“有”字、后加“痕迹”二字，整句变成“有‘浮士绘’画法痕迹”。
经过修改，张成久的评价文字变成：“此画是幅老画，年代只少五、六十年前，是日本人画的，东洋画，有‘浮士绘’画法痕迹。……装裱特点也是日本式的，画心和画边的对比不强，不像中国画……”（见《川证》203页）
改动过程反映了将成画的年份越缩越短的过程，将画的画法由“浮士绘画法”改为带“有浮士绘画痕迹”的过程。这两点改动不知鉴定者是否是应请托而改动的？但参考《川证》的记述和照片看，我认为张成久打印字体的鉴定是准的，至少60年前也应是最低的底线了。根据日本式的装裱特点，成画时间或许更早。即使是按张成久老师给出的50年前计算，此画也应在1958年前成画，怎么可能是方姥在1966年画的。
2、这画的作者，我断定不是方姥。根据如下：
（1）按张钰一方的说法，“浴嬉图”是方姥在张钰出生前画给张钰留作纪念的，这极不符合常情常理。一是给小孩子的画画这样的内容，小孩子能喜欢么？大人能接受么？特别是1966年“文革”已开始，画这种裸体画不是自找麻烦么？二是留给未见面亲人纪念品的做法，通常都是在预知自己不可能见到那位亲人或很长时间不能见到那位亲人的情况下采用的。从《川证》讲述的情形看，在张钰出生前方姥并没有死亡、远离等见不到张钰的征兆，没有画画留念的必要。三是既然这幅画是在张钰还未出生时就画好了，预备给张钰的，那为什么直到方姥死时还没给张钰，而直到段连祥也即将过世、张钰已成画家后才由段连祥作为方姥遗物给张钰。要知道，在方姥过世时张钰11岁了，并且已跟方姥学画了，方姥没有不亲自给张钰的理由呀。况且，按张钰的说法，其他那两张方姥为张钰画的肖像画不也早就给了张钰吗？为什么独独这张“浴嬉图”不给呢？
（2）这次考证，在媒体上公布了这幅画后，在各路人士纷纷猜字、猜义时，野崎晃市先生为这幅画找到了出处——这是日本明治天皇时代一位很有名的浮士绘画家落合芳几（1852-1904）所画的《竞细腰雪柳风吕》（《川证》240页），是一幅印刷体的“浮士绘”。画的本源找到了，考证者认为这为证明“方姥是川岛”提供了佐证：“也只有学过日本浮士绘画法的川岛芳子才能临摹落合芳几的《竞》画”（《川证》241页）。我不这样看，我的问题是：如果这幅画是方姥所画，那么方姥临摹的原画本为什么没留下来？按理说，按《川证》记述，方姥那么喜欢画画，还教段氏母女两代人画画，还给张钰留下包括这张画在内的四张画，原画本是不该丢的。还有，临摹这样一幅色彩丰富、笔触细腻的画，在1966年的新立城农村，条件具备么？
综合以上两点分析，参考张成久老师给出的成画时间，我认为这张画不是方姥画的，当然也一定不是留给张钰做纪念的，是为证明“方姥是川岛”而借用的一件道具。我认为，关于此画的来源，张钰一方的叙述肯定是假的。
（六）带封的景泰蓝狮子、狮子内的字条，都是故弄玄虚（长春志 http://cclog.cn）
在张钰提供的“方姥遗物”中，带封的景泰蓝狮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按张钰的转述，这是段连祥临终前托付给她的，让她转交给在日本的小方八郎。2008年末，在得知小方八郎已不在世的消息后，经张钰同意，考证者便“庄严”地抠开景泰蓝狮子底座的封漆，从中找出落款为“秀竹敬具小方阁下”的16个篆字的字条（《川证》258页。以下简称“秀竹字条”）。16个篆字经辨认为：“芳魂西去，至未归来，含悲九泉，古今奇才。”纸条上还有与“浴嬉图”上相同的一枚葫芦形图章，内书“广幸”二字。于是，又经过一番猜测、解读，“方姥是川岛”便最后认定了，成了这次考证的所谓“收山之笔”。
这简直是一件让人笑掉大牙的事情。秀竹是谁呀？找到了么？字条是谁写的？怎么证实？都没有。这完全是个没根的东西。在整个“方姥是川岛”的故事中，秀竹是个最重要的人物，但却一点线索也没有。纵观《川证》全书的认定：送川岛来长的上线是秀竹，指挥于、段二人照顾保护川岛的是秀竹，在南方保护川岛过冬的是秀竹（似乎还和川岛有一腿），来四平取走川岛骨灰的是秀竹，最后写字条要送给小方八郎的还是秀竹……这么重要、核心、关键的一个人物，在《川证》一书中、在张钰一方提供的资料中，竟难寻踪迹，虚无飘渺。他在哪儿住？做什么的？谁见过？除了张钰一方的说词外，都没有。这是个空穴。而最奇怪的就是这个空穴竟能来风，一纸字条，就让考证者一锤定音——“方姥就是川岛”，完成了整个认定，这不是荒唐又是什么？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在“方姥是川岛”的这个故事中，秀竹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没有查证；“秀竹字条”是否是他写的，也无法确定。如果秀竹这个人是虚构的，怎么办？如果“秀竹字条”是假造的，又怎么办？使用这“人”和“字”两者都有可能是虚假的证据来定“方姥就是川岛”，靠谱么？正确的方法是要先确定秀竹其人，弄清他与川岛的关系，然后再根据笔迹确定字条是否是秀竹所写的，内容的含义是什么？这之后得出的结论才能靠点谱。现在，在张钰和考证者那里，在《川证》一书中，这一切都不去做，就仅靠一个景泰蓝狮子做载体，掏出个字条唬人。如果仅凭张钰一方的说词，相信有秀竹其人，进而相信这个字条就是秀竹写的，那就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方姥是川岛”，用不着考证了。说实话，在看到这一幕“考证”时，我想起陈胜、吴广来了。这与当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将一块写有“陈胜王”的黄绢塞进鱼肚子然后再掏出来，假造天命，有什么两样？这也太幼稚、太搞笑了吧。
如果认定这字条是那个没有被证实的保护川岛的“秀竹”写的，“小方阁下”也认定是“小方八郎”，那么看这字条至少会有以下两点明显的疑问：
1、如果“秀竹字条”真是保护川岛的秀竹要转告小方八郎川岛死讯的话，为什么非要用让人难以辨认的篆体字？如果是为了防止比对笔迹暴露写信者身份的话，可为什么又坦然地署上了名——不仅署上了自己的名，还写清了给谁：“秀竹敬具小方阁下”。显然这不是为了防止比对笔迹，也不是怕暴露身份。既不怕比对笔迹和暴露身份，就不必用篆体字，让人难以辨认。
2、“芳魂西去，至未归来，含悲九泉，古今奇才”，这不像传送死讯的话，倒更像悼念亡人的话。如果是写悼念川岛的话，“含悲九泉”一句又不通了，因为按《川证》说法，川岛逃过死刑，已是“广幸”了；继续活了30年，又入了佛门，明明白白已是“善终”，还能说她“含悲九泉”么？
顺便说一句，既然“秀竹字条”是要转给在日本的小方八郎，那么，将字条放入景泰蓝狮子内是无意义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带封的景泰蓝狮子在海关是过不去的，是一定要抠开检查的，甚至会被扣留，达不到传递信息的目的。越是这样隐藏，就会越引起海关的疑惑，就越达不到传送的目的。段连祥作为在伪满当过警察局长翻译的人，不会不知道。他能这样做么？
那么，出现这件物品的目的是什么？我理解：很简单，无非就是要在证明“方姥是川岛”时用的，故弄玄虚，增加一份证据而已。放入带有日期的旧报纸、灰渣是故意的，提示这是段连祥生前放入的，不是别人所为。用一些无用的假象，掩护其中最真实的一点用途。
（七）“浴嬉图”与“秀竹字条”的关系，耐人寻味（长春志 http://cclog.cn）
“浴嬉图”和“秀竹字条”，在整个“方姥是川岛”的考证中，是被赋予含义最多的两件东西，一个被说成是“方姥”的，一个被说成是“秀竹”。并在“秀竹字条”被掏出后，像讲故事一样，对“方姥是川岛”做了肯定的宣示和描述。关于“浴嬉图”是否是方姥画的，我在上边已有质疑，不再赘述。现在，我想谈一谈这两件东西本身。
这两件东西都是老东西，还有联系，那就是同一个内书“广幸”两字的葫芦形图章（以下简称“葫芦图章”）。在还没发现“浴嬉图”是摹画落合芳几的《竞细腰雪柳风吕》图之前，考证者认为这个“葫芦图章”是川岛特意写的，寓意自己“很幸运”。可当发现了《竞细腰雪柳风吕》图之后，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因为原印刷“浮士绘” 《竞细腰雪柳风吕》图上就有这枚“葫芦图章”，无法继续做为方姥画的去解释了。此后，考证者在对“秀竹字条”的考证中，又碰上这个“葫芦图章”， 就不涉及了（因为无用了）。但是，考证者似乎也发现了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川证》257页论述“秀竹字条”时说：“……另外也证明此文为秀竹所写，‘广幸’为秀竹笔名；这张小纸上的‘广幸’两字与‘方老太太’所画‘日本风情女子浴嬉图’中落款处的图章‘广幸’两字为同一人笔名，即秀竹。”
我很赞成这个说法。在《川证》二、三十万字的论述中，我最赞成的就是这一句，我认为在《川证》的所有论述中，这一句是最靠谱的一句。我也认为“葫芦图章”应该专属于这个字条的主人——秀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很尖锐了：既然已肯定“广幸”为秀竹的笔名，那怎么解释为何又出现在方姥画的“浴嬉图”上，而“浴嬉图”又是摹画《竞细腰雪柳风吕》图，秀竹的笔名怎么又会出现在落合芳几画上……这不乱了套了么？其实并不乱，乱的是这个“方姥是川岛”的故事，和这个故事的始作俑者。考证者没有弄懂这个“葫芦图章”，说它是秀竹的笔名只说对了一半。据我咨询日本学者得知，这“葫芦图章”是商标，是画坊在自己出售的画品上或画或印上的身份标志。“浴嬉图”上的“葫芦图章”是摹画《竞细腰雪柳风吕》图上原有的东西，而且《竞细腰雪柳风吕》图恰恰就是一副印刷品，“葫芦图章”就是生产印刷品《竞细腰雪柳风吕》图（注意：不是指落合芳几原画）作坊的商标。因为是商标，藏于日本国内的那幅“浮士绘”《竞细腰雪柳风吕》图上才有，摹画来的“浴嬉图”上才有。这样看来，这张“秀竹字条”的来源就清楚了，应是与“浴嬉图”一样摹画带有“葫芦图章”标志的某件书画品的一件仿品，很可能是与一幅画相连的，是一幅画的文字说明部分。在中国和日本，这种形式的画是很多的。但与“浴嬉图”命运不同的是，“浴嬉图”的原画被找到了，而“秀竹字条”的原件没有找到。这样回观“秀竹字条”为什么用篆体字就容易理解了，因为篆体字本来就是一种艺术，用篆体字无可非议。反之，如果那按考证者所解释的是保护川岛的“秀竹”写给“小方八郎”用以转告川岛死讯的话，画上一个画坊的商标无论如何也是不可理解。况且如上边所分析的，“含悲九泉”又不符合川岛“善终”的实际。显然这不是什么转告川岛死讯的话。“秀竹”同名不同人。
对内容的解读要在确定了作者之后，假如这幅字如我所分析的是一幅画的的组成部份，是一个叫“秀竹” （很可能还是一个日本人）的画坊老板摹画了一幅落合芳几的画送给同样非常追慕落合芳几的好友“小方××”，并题写了这四句话。那么，“芳魂”应是指落合芳几，而不是指川岛芳子；“古今奇才”也应是指落合芳几，而不是指川岛芳子。
如此看来，“浴嬉图”和“秀竹字条”是定有联系，都是老东西。无非在“方姥是川岛”这个离奇的故事里，分派两处使用了。“浴嬉图”被说成是方姥的画，“秀竹字条”变成的故事中“秀竹”的信。字条署名那个“秀竹”变成了“方姥是川岛”故事中的“秀竹”。彼“秀竹”不应是此“秀竹”。
（八）穿凿、猜测、附会，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长春志 http://cclog.cn）
纵观《川证》一书，穿凿、猜测、附会，似是而非的手法充斥在整个考证过程中，对有的物证间相互矛盾视而不见，不利于证明“方姥是川岛”的证据就被搁置，就规避，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归纳起来，考证者的具体做法是：只要从张钰一方拿出的这些物证上找到可能与历史上川岛有关的信息，那么就说是方姥的，然后靠他们自己信奉的“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川岛芳子才可能拥有”的荒唐逻辑，得出“方姥就是川岛”的荒唐结论。
用通俗一点的语言讲，考证者的做法就是：按历史上川岛的信息，寻找所谓“方姥遗物”上相同、相似的信息，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把“可能”说成“只能”，把“或然”说成“必然”。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浴嬉图”的考证。
假如“浴嬉图”真是方姥所画，证明“方姥是川岛”的正确方法应是将这张画上的签名、画技与历史上川岛的同类画作比对，这样从技术方面得出的鉴定才是准确的。现在，这方面没得出肯定的结论，于是，考证者便转向猜字、猜义方面，把本该证明“这幅画是否是川岛画的”这样一个命题，改换成“这幅画已经是川岛画的了，川岛不能明说的东西应寓在画中，那么她寓藏在画里的含义是什么”这样一个命题。于是就猜吧，就有了藏名画、谐音署名画、寓义画等五花八门的猜测。反过来，这些猜测又被考证者拿来当做证据，证明“方姥是川岛”。这在逻辑上是：互为前提，循环证明。是很荒谬的。
我认为，一幅画的主要功能是审美和表现生活，如果没有特殊需要，作者是不会去考虑在画里面蕴含点其他什么信息的。“浴嬉图”这幅画，如果不是让人先认定是川岛的，谁会挖空心思去附会什么一“穿”一“倒”，多女为“芳”，小孩为“子”（藏名：川岛芳子）？猜什么“清朝倒，祥云绕，竖（肃）身翘，王袍罩”（寓义）？如果这也算是考证的话，按照这个方法，我还可以拼出“川岛玉子”（根据：穿倒浴孩）、“川岛次郎”（根据；穿、倒、两个小孩）、“樋口芳子”、“ 樋口芳男”什么的，还能穿凿出“日人闹，清朝倒；赤子哭，浪人笑”等等什么的。行么？这与在“文革”中红卫兵把塑料鞋底带“人”字图案，硬说成是设计者“有意要把人民踩在脚下”有什么两样？可是，考证者就是这样，把猜测、附会、穿凿当做考证，不但不觉荒唐，还觉得找到了门径，认认真真地说：“根据以上见解，我们认为，此画为川岛芳子所画无疑。”（见《川证》204页）
我说这种方法荒唐，站不住脚，已在“浴嬉图”的考证中被他们自己无情地嘲弄了。这幅画最初被认定是川岛所画，不就在署名上么？有人按谐音署名方式猜，认定画上署名“一蕙（误认为：帘）斋”为“一连灾”，“芳几画”为“芳子画”，“广幸”为“很幸运”，似乎很有道理，真能当铁证使用了。但当野崎晃市先生把此画所摹仿的原画找到后，看到原画的署名就是“一蕙斋”和“芳几画”后，这个把“一蕙斋”猜为“一连灾”，“芳几画”猜为“芳子画”的方法还有意义了么？这种先定作者身份，再附会猜测画中含义的做法往往都是错的。
另外，猜测方姥给张钰此画是川岛暗示给张钰：“你的‘方姥姥’就是大清朝肃王府的爱新觉罗•显玗川岛芳子（金璧辉），并且辉煌过”（见《川证》237页）,也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事情。如果不是先告诉这幅画是川岛画的，谁会挖空心思地去穿凿这些东西？再说如果方姥真是川岛，她虽然寄身新立城，靠段家养活，但张钰毕竟不是她爱新觉罗家族的血统（要告诉也得告诉有爱新觉罗家族血统的成员），况且张钰生出来将来还不定认不认她这个方姥姥呢，或者说张钰将来是个红卫兵怎么办？怎么可能就先给张钰画了寓义这么深奥的一幅画呢？从另一个角度再说，想要将来告诉张钰这些东西，还非得画这么一张画让张钰猜么？临终前直接告诉张钰不就得了么，或者留一纸文字，或者像《川证》记述的那样让段连祥转告，哪一种选择不比留幅画保险——不怕将来张钰眼拙看不出来呀？
如果硬说“浴嬉图”是川岛的藏名画、谐音署名画、寓义画的话，那么，这藏名、这谐音署名、这寓义，岂不是从落合芳几画这画时就开始了？难道落合芳几画这幅画时就是要藏“川岛芳子”之名？就是要暗示给世人“你的‘方姥姥’就是大清朝肃王府的爱新觉罗•显玗川岛芳子（金璧辉）”么？这不是荒唐是什么？
不仅对这幅画的考证靠猜，对望远镜和密码箱的考证也是靠猜，猜得云山雾罩。
对于这种考证，我的一位朋友作了首打油诗来形容，语言虽然浅白粗俚一点，但读后细品，还真有点味道，真是那么回事。现抄于下，与世人共笑——
如此考证
——贺《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一书面世
方姥没有名，七爷无处找。
关东军印假，葫芦图章巧。
证物一人出，都往川上靠。
抠开狮子腚，就说是川岛。
本文结语（长春志 http://cclog.cn）
方姥实有其人，但像《川证》一书所描述的那么多才多艺、又有武功，无法让人相信。要证明“方姥是川岛”，需要的是直接的证据。没有直接的证据，仅凭张钰一人（或段氏一家）捧着一堆老东西（其中还有假的）往川岛身上猜，身上靠，根据可能性去说“方姥就是川岛”，这岂不太荒唐了么。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物证中真有一两件是当年川岛的，也需要证明这东西确是方姥的才行，这一链条是不能断的。因为这是历史，不能戏说，要靠一环扣一环的证据来证明。这才是考证。若不，只是猜测。我不反对猜测，但猜测的作用只是启迪求证的思路，它不能代替直接的证据。若不，现在社会上许多收藏者手里都有历史上的老东西，如官印、私章、字画、书信，以至官服、戏服什么的，有的人手里还有“圣旨”，都编造出一套无法证实的经历，找两个人“考证考证”，往自己祖上靠，从自己家里弄出一个什么人来，行么？
在《川证》一书中，处处体现着这样一种逻辑：因为（既然）历史上的川岛没死，所以（那么）方姥就是川岛，证据就是这一堆川岛可能有的东西和方姥这个人很像川岛。张钰和考证者都不愿意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历史上的川岛真没死，也只为“方姥是川岛”提供一种可能性，不是必然性。要变成必然性需要有必然性的的证据。这些必然性的证据大致包括：DNA同一、指纹同一、笔迹同一、相貌同一，或者真有一两件历史上川岛的东西在方姥手里（不是买的、捡的）。至于其他，大都可以说连旁证都算不上（因为旁证的前提也是要有主证），只能是瞎猜妄测。一切皆有可能，但真相只有一个。证明真相的不能靠猜测、臆断、附会，甚至旁证，应是直接的证据，或是建立在众多真实证据上的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准确的论断，除此之外都不成立。回观“方姥是川岛”考证中的证人、证据，没有一件是铁证。如果按《川证》一书的方式得出“方姥是川岛”的结论，那真是贻笑大方，也遗害无穷。
基于此，我认为这就是个川岛版的“虎照门”。
对于张钰，和她的也在求证自己日本遗孤身份的母亲段续擎来说，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段连祥真的交代了，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方姥就是川岛，能证明“方姥是川岛”的铁证，就一定有，请拿出来。若不，就不是，也别费什么脑筋了。因为历史确实“不是随意编造的”，也不应是“全不在意”的（两句引言，全出自《川证》一书“写在前面的话”）。
![废墟中的回宝珍[之二]](http://cclog.cn/wp-content/uploads/ta-thumbnails-cache/408-1-90x90-c.jpg)
自那声枪响之后，六十年来争论从来没有结束过。此疑案也许永远没有最终的答案，但越是争论，就越有助于拨开迷雾……
这篇文章是作者阅读《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一书，对张钰所提供的证物存在的质疑。川岛芳子的生死质疑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旨，作者也无意涉及，张钰的方姥是作者最为敢兴趣的话题。方姥到底是谁？证物从哪儿来？是谁收集的？提供这些证物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证物”为什么经不起专家的考证而破绽百出？等等。
可惜这篇文章没有对人证提出质疑，比如德崇先生，以及方姥在新立城齐家居住地的邻居和房东等。
方老的出现并不能确认就是川岛，而方老是不是川岛芳子要建立在川岛未死的基础上。方老的事情到现在还只是“传说”，对于历史，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如果按《川证》一书的方式得出“方姥是川岛”的结论，那真是贻笑大方，也遗害无穷。
现在长春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其中也不乏自称“学者”“专家”的人，他们一天没什么正事儿就爱弄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出个书、发个稿等等。对长春历史、对长春人民相当的不负责任。他们所干的勾当，跟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跟真正研究历史的学者相差甚远。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想整出点动静，出点小名，捞点稿费。
翼彩虹：回应关于“人证”问题——
《川证》书中有一章，专门记述了爱新觉罗·德崇（溥旻）见过川岛的证言（见《川证》226-234页），对此我本不想涉及，但考证者却如获至宝，在《川证》书中将此视为“铁证”，并在叙述安排中，也安排在能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位置上，加上许多人也关心这年事。这样，我就不得不涉及了。我评说此事的方式很简单，我只想说一句，既使溥旻老人说的是真的，这也只能证明川岛还活着，不能证明川岛在新立城活着，不能证明“方姥是川岛”，两码事。这似乎不需再做解释。在整个“方姥是川岛”的故事中，溥旻的说法起的仅是个佐证作用。把佐证强调得如此重要，也不能不说是一件荒唐的事。
对溥旻的说法，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在历史上，关于川岛还活着的说法，这已不是第一个了，《川证》124页不就记载一个叫“晓玲”的女子，说她的母亲就是川岛么？但是，我发现一个共性问题：凡说川岛逃过死刑还活着的，都拿不出铁证。当年举报是她姐姐替川岛去死之事的“苦命小女刘凤贞”始终不露面，后来的“晓玲”也只是自已说说而已，现在又出来一个也拿不出铁证的溥旻，真是一点也不奇怪。
我对溥旻的说法之所以持否定的态度，是觉得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竟能对近50多年前小时候的家里来客这样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以至来客的衣着、语言等细节，记得如此清楚，时间精确到年份，真是太神奇了，一般人做不到。细想，也不足怪，看《川证》一书中许多的证据不也都是这么神奇么，说得言之凿凿。除非像关东军秘图一样，被戳破了，就不神奇了。
德崇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原因就是其姐姐告诉他此乃肃王府的14格格是爱新觉罗家族女霸！使用满语、日语交替谈话这一点就来者不善。明白？！
“按张钰一方的说法，“浴嬉图”是方姥得知段续擎怀孕后、张钰未出生前画给张钰的，那么这个成画的年份就不会早过1966年，因为张钰是1967年出生的。可是，此画的年龄经画家张成久考证，认为至少五、六十年前。”
“此画是幅老画，年代不详，是日本人画的，东洋画，‘浮士绘’画法。……装裱特点也是日本式的，画心和画边的对比不强，不像中国画……”
上述所言“浴嬉图”是方姥得知段续擎怀孕后、张钰未出生前画给张钰的，应该也就是1966年至1967年间。众所周知，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那还有人敢画日本画，躲还躲不过来呢，即使你敢画，那么又是怎么装裱的呢？在什么地方裱的呢？日本画的装裱和中国画的装裱是有区别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一时期中国没人能裱日本画，而且裱画的材料又是从哪里来的，难道画画完后又送到日本装裱的。他们忽略了这一细节，其实也不是忽略，原本他们就不懂日本画。本人从80年代初就收藏日本画，对此还是略知一二的。很显然《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一书纯属炒作，参与者和参与考证者太想出名了，他们绝不是孤军作战，背后肯定还有懂点历史知识的“高人”指点，但这位高人只是理论型的。这里包括各种所谓的“专家”，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凑到一起，就是为了追名逐利。
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开始的，至于裱画在文革时期从来就没有断过，这副画临摹时间一定是1966年是张钰出生前其含义是‘川岛芳子一串灾难，但是我命大福厚还能够为我未出生的后代作画。
川岛芳子来东北、来长春，不符合历史背景—当时长春郊外是‘三不管’地界最合适隐居；
如果方姥真是川岛芳子，她最该隐瞒的是什么？‘方姥姥’最该隐瞒的是自己就是川岛芳子，这不是为了隐瞒有关方面，而是不能让有关方面为难。
应有的证据：字迹、照片、名字—都没有。可信么？字迹有啊，那个‘姥留念’不是？照片那个小一寸不是？名字那个‘方觉香’不是？
那组假关东军秘图——谁买的？目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那关东军秘图是假？
方姥留给张钰的“浴嬉图”，能是方姥画的么？“浴嬉图”是‘方姥姥’临摹日本画家落合方几作品，但是只是其三分之一，而且还做了重大改动。变成‘清降祥云于肃王府川岛芳子出’而且其图章内容是‘一串灾芳姐画’那不是再明显不过。
带封的景泰蓝狮子，狮子内的字条，都是故弄玄虚—这个字条只能是传递一个信息：川岛芳子已经故世了。你明白？
“浴嬉图”与“秀竹字条”的关系，耐人寻味
—秀竹是真有其人，当然现在为了国家利益只能不再查究。
穿凿、猜测、附会，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美国佬要‘解雇’蒋介石让金壁辉（川岛芳子）给搅了，蒋介石当然不会杀她。现在为了国家利益也不能公开这段历史。
http://www.56.com/u52/v_NDQxNDM2NTc.html
请各位怀疑者看看1948年3月25日被枪毙的女士和川岛芳子对比。
[...] 本篇为“信么：“方姥是川岛芳子”——我的质疑”一文的姐妹篇，欢迎参照阅读。 [...]
但是目前已经证实刑场上的女尸并非川岛芳子，那么真正的川岛芳子又去了哪儿？
孙彦平到底想干什么？
尊敬的网民朋友们！
国庆之余，张钰在此问候大家好！只因本人至今不懂电脑操作，也从未上过网，每逢有人想与我联系，问网址时，都实感尴尬，真的与时代落步了，为此表示歉意。自从方姥之事发表以来，承蒙关心与爱护我的朋友们的热情关注和支持，深表衷心之感谢！今首次在网上公开说几句话实属无奈，因闻网上有人以孙彦平的所谓“考证”来说闲话（实际是孙彦平在操作），我想这个人只是想炒作自己而已，因为在网上说可以不负责任。但是我要说，涉及我的人格和尊严我必须要说！
一、关于孙彦平曾与我接触的经过
今年7月7日，某出版社编辑，约我到本市岳阳街新农村饭庄吃饭。去后，见到我已认识的一位女士，还有一位男士，他自我介绍是长春市政府地方志的一名主任，名叫孙彦平。在交谈中，他说代表市委、市政府找我谈关于我们考证的新立城齐家村的方老太太（我叫方姥）是川岛芳子一事。他说这是一件造假的大事，他要做消除影响的工作。
孙说，我们出版的《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一书，在史料方面存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他由此推论，我们的考证也肯定存在弄虚作假的地方，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很刺耳。
在交谈中，我听出了孙有与我合作，由他出面找人鉴定我们考证的物证，再由他出面写一本考证书的意思。因为他对我说，李刚、何景方两人考证水平太低。我听了感到他的说法不妥。孙还说，所有的证据都得经过他的鉴定才能认定，出书才合法，不经过他的把关，考证就是造假，并说没有他同意，《新证》书不能再版。
关于“东兴楼”川岛芳子那张照片中，川岛芳子身后那个年轻人是我姥爷一事，孙说，那是李刚贿赂台禄林搞的，给钱了，让台禄林特意做的假鉴定。
孙彦平在今年7月17日，曾经以长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说要封杀我，告诉《新证》一书的编辑通知我说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把新文化报记者和吉林电视台、长春电视台的记者都找来，让我和两位考证人公开承认错误，让记者也认为报道不实，在媒体消除影响。孙还传口信找长春市政协的同志，说市委宣传部要召开新闻发布会，让市政协参加，市政协的同志不明白怎么回事，觉得不正常。因为按常规，如果市委宣传部真召开会议要封杀我，会派专人通知市政协，并下达相关文件。市委宣传部和市地方志，是两个不同工作性质的部门，为什么开会让孙来传口信通知？因此市政协没作任何反映。后来经询问，市委宣传部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纯属是孙的个人行为。当天（7月17日）上午十点，我应约去了孙市地方志办公室，我才知道他不是地方志主任，而是总编办主任（副处级）。孙说领导很重视这件事，让他询问一些事情。接着，他问了小狮子里的纸条、望远镜、蒙古民间故事书、浴嬉图等事宜，我一一作了回答。
我为什么回答他这些问题呢？因为我心中无愧。我认为，姥爷临终说的话是真实的，姥爷生前是爱开玩笑，但在这么大的原则问题上，是不会随便说的。我也了解姥爷在解放前的历史，和日本人有着很多联系，因为解放后姥爷还和他过去的日本友人有书信来往。我为《新证》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真实的，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二、对孙彦平等人网上所提问题的回答
孙可以算是专家，但不能装“权威”。如果是权威，为什么在2008年5月7日召开的市政协听证会上没有他的坐席？《新证》一书如果没有孙的批准就不能出版，那么出版社在出书之前为什么没找他商量？孙是市地方志下属部门的一个处级干部，却要管超出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事，小权要大用，因我们事先没有请孙指教，他也许有意见，谁让我们烧香没有把“佛”都拜到呢。
如果孙真对历史负责，就应当在《新文化报》刚一开始报道这件事时，象日本学者野崎晃市那样马上闻讯赶来提意见，介入考证，用他的眼睛紧盯着，一步一个脚印的跟踪考证的全过程。为什么他偏偏在《新证》一书出版半年多后才跳出来自称他已“考证”我们造假。真是这样吗？现仅就孙彦平等人在网上所提的问题作一回答：
方姥非庄姥
方姥的遗物，孙很想看看，可是至今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样实物，就在网上自称已组织专家系统地研究了提供的物证。我从来也没提供给孙什么。庄姥的照片孙用肉眼看说象方姥，怀疑我是照着庄姥的照片画方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孙不是影像鉴定专家，他这样想就是主观意断，没有根据。
我想考证方姥的事和庄姥没关系，就很少谈庄姥。说起这些，倒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不妨多说几句。我有两个姥姥，但都不是亲姥，只有我和母亲知道。2000年，姥爷说母亲是日本遗孤，并写下证明，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知道庄姥不是亲姥。回想起这些年，庄姥对母亲的态度一直不太好，我就不明白，母亲总给庄姥每年送钱买东西，可是庄姥从来没有说过母亲的好，还有时讽刺母亲：“小日本儿，随你那死根儿”。姥爷在庄姥活着的时候不敢告诉母亲的身世，1997年庄姥去世后，他才敢说出心中多年的难言之隐。可惜，姥爷说得太晚了。现在，姥爷和庄姥合葬在四平的一座公墓，再也无法对我们说了。
庄姥是母亲的养母，我母亲从一岁多就由姥爷抱回家交给庄姥照顾。 庄姥因此还怀疑我母亲是姥爷和外面的日本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当年根本就不肯收留，但是姥爷执意要收养，庄姥也没办法拒绝。但庄姥从小就看我母亲不顺眼。
姥爷和方姥、庄姥之间的关系
姥爷与方姥在新立城对外以“老伴”相称，只是一种包装。每年姥爷和方姥见面只有几次。当方姥夏天从南方回来以后，有时间了，才通知姥爷带上我来齐家村见她。姥爷每次在方姥家只住一、二天就急着回四平上班去了，就留下我一个人陪伴方姥。等到秋天，方姥要离开时姥爷会提前来方姥家接我。1958年之后，陈良没再见过方姥，只有逯兴凯知道方姥不是我的亲姥，他知道方姥来他家住是临时的。不管怎样，在新立城住的一直是方姥。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每年夏天，在姥爷领我要去方姥家之前，庄姥都要闹腾一阵子。
1967年春，四平市武斗很厉害，每天都响枪，母亲怀着我，为了能安全地把我生下来，姥爷决定让母亲去方姥家住，就写信给远在国清寺的方姥，方姥知道了新生儿要出世，就特意在春天早早地回到了齐家窝棚，细心照顾母亲，直到我出生。因为我出生在方姥家里，所以从小就和方姥有不解之缘。我只有在方姥家里才能静下来，每天听她讲故事，学日语，背诗，学唱日本歌舞。方姥很谨慎，在家教我这些时，是没有外人知道的。方姥是个很有情趣的人，她的魅力把我迷住，我不知不觉地跟着她的感觉，同方姥一起吃饭，睡觉、一起呼吸。每次去方姥家总是呆不够，象有一根线在勾着我的魂儿。秋天，方姥要离开时，姥爷总会提前两三天去方姥家接我。当回到四平庄姥身边，庄姥总是好多天不和我说话，因为庄姥从心里头不想让我去方姥家。可是我只能听姥爷的话，姥爷领我去方姥家，庄姥不让去也挡不住。
姥爷和方姥关系处得再好，也只是朋友，姥爷领我去方姥家就是串门儿，我们是客人，姥爷告诉我方姥家里规矩多，要注意，屋里的东西不许乱动，要老实听话，多学知识，少说话，话多了，会招人烦。我陪伴方姥每天在一起，总是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察言观色行事，因为我聪明，乖巧可爱，常能令方姥脸上泛起满意的笑容。方姥非常喜欢我。我这人，生来就喜欢沉默，话少，姥爷常说：沉默是金，祸从口出，每当说话之前要考虑怎样才能不说话或者少说话。我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早熟，这可能与方姥的教育有关吧。人称我“小大人儿”。
关于60块大洋
记得有一年夏天，姥爷在吃午饭的时候说要收拾东西，坐下午火车去方姥家，庄姥一听就火了，拍桌子，瞪眼，横扒了竖挡的不让去。姥爷气急了，就把正吃饭的碗也摔了。我看到庄姥可怜地哭了，我也哭了。等姥爷去买火车票时，庄姥也不哭了，就跟我说：“1958年姥爷被劳动教养后，专案组两个人来到家里了解情况，专案组的人说，姥爷从前在“满铁”挣月薪60块大洋。”我问庄姥为啥姥爷挣60块大洋，她会不知道。庄姥说，姥爷挣的钱够他自己花就不错了，家里生活根本用不着姥爷的钱。因为那时姥爷和庄姥就住在辽源庄姥的娘家。庄姥娘家是辽源有名的财主，家里有的是钱，60块大洋在人家眼里根本不算啥！哦。我从那时才知道，姥爷在“满铁”挣60块大洋。
大洋是中华民国流通的货币，在满洲国也流通。日本人为了掠夺中国的大洋而发行了伪满纸币，日本人用纸币换大洋，因为大洋是银质的硬通货，无论到哪儿都值钱。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商铺里，只收大洋，不收纸币，可是日本去中国人开设的店里买东西却只给纸币不花大洋，这样慢慢地中国的大洋就越来越多地流落到日本人手中。发行纸币是日本人掠夺大洋的一种手段。
当时，有相当大部分中国人不愿意要纸币，但是日本人强制使用也没有办法。日本人虽然发行了纸币，也没禁止大洋流通，因为有大洋还在流通，那么就会有人挣到大洋。我曾经看过《豪门旧梦》一书中记载，大汉奸周佛海在日本人手下挣月薪2000大洋。那么姥爷挣60块大洋也是正常的。
虎石台协和学院
奉天虎石台协和学院是日本人在“满铁”建立的日语学院，是为了在满洲培养日本所需要的人才，招收的学生也大部分是“满铁”的家属，实际是“满铁”子弟校。协合学院的学费比普通中国学校高，能在这所学院念书的学生家里也都是有一定背景的。因为当时日本人少，满洲建国以后，需要大批管理人才，所以要依靠中国人，就需培养一些日语人才，姥爷的舅父于老太爷在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任职，姥爷自然算是他的家属。所以在这所学院上学，毕业后，分配到“满铁”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姥爷段连祥1956年3月15日在他们人事档案中的坦白书里交待：“过去的履历上写的，在沈阳县初中毕业直接进入铁路是假报，我是从伪奉天（沈阳）虎石台日语协和学院专门科毕业，分配到‘满铁’工作的。所谓专门科是指学外国语（日语），为铁路（指‘满铁’）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见段连祥档案）”
据姥爷在2000年给母亲写遗孤证明时说，母亲是他的日本老师的孩子，原奉天虎石台协和学院的日语教官三矢彦助先生。他是退伍军人，当年已四十多岁。关于三矢彦助，今年3月份日本朝日电视台请我们去日本时，告诉我们已在战后归国人员名单中查到了三矢彦助的名字。
方姥的名字
三十年前，姥爷没提过方姥的名字，三十年后，姥爷突然说方姥是川岛芳子，这一告知竟吓了我一跳，因为只有姥爷才知道方姥真的名字，假名叫啥，告诉我也没用。知道真名就不能告诉假名。陈良并不知道方姥的真名和真实身份，他说方姥叫啥名我并不知道，知道了还隐瞒什么，有这个必要吗？我与何老师去采访陈良时，他耳朵聋，听不清我们的话，要很大声才能听见，因为有病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含糊不清，让他写证言手也颤抖，字写得歪歪扭扭。何老师分析“口方丽蓉”就意味长得漂亮，这只是我们的看法。因为方姥对外也常用“方居士”。方姥对外用的假名我们不会有意隐瞒，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既然陈良说了，孙彦平认为有考证的必要，请去查查户口吧。
方姥的画像
方姥曾有一张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寸黑白小照片，一直是姥爷段连祥带在身上。
1986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前，正准备考美术学院，每天画素描、油画，姥爷有时也当我的“模特”。有一天，姥爷拿来了方姥的黑白小照片，让我照着画一张大点的方姥照片。我问姥爷，为什么不去照相馆加洗放大一张。姥爷说，他没有底片。因此，我就用手中现成的画油画的笔，照着方姥的小照片，画了一张六寸的黑白油画像。姥爷看了我临摹的方姥画像，认为我画的很象方姥，比较满意，他就拿到照相馆翻拍了照片。现在，我们考证所用的方姥照片，就是姥爷翻拍的照片留下来的。
方姥的字和指纹
我五岁时，方姥为我画的墨版画右下角有“姥留念”三个字，是方姥唯一的笔迹，经省著名文物鉴定专家郭相武先生看过，他认定和川岛芳子笔迹一样，是同一人所写。我们去日本时，日方的鉴定专家也看过，说念字上面一撇一捺是川岛芳子笔迹，下面的笔划，没找到她从前写过的相同的字，就不能比对，所以只鉴定半个字是川岛芳子笔迹。指纹方面，日本专家在方姥的遗物《产婆学》一书中，找到有一页左下角有一处手指印和川岛芳子的手指印的外轮廓一样，因为时间太长了，中间模糊看不清了。我认为基本可以认定。
关于去日本
网上说我取悦于日本，有移民动机，纯属一派胡言。当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古谷浩一和李娜来采访我时，古谷浩一先生问我想不想去日本，如果想去的话，他会帮助母亲去日本寻亲，我当时坚决地对古谷先生说：我不去，不想去日本。坐在一旁的李刚先生听了我说不去日本，就着急了，说：你咋不说要去呢？你这傻孩子，应该去啊！日本记者也多次问过母亲，母亲至今仍说“不去日本”。再说，要去日本，用得着编一套“方姥是川岛芳子”的故事吗？只要能证明母亲是日本遗孤的身份就可以了。
“东兴楼”的照片
应日本朝日电视台邀请，在日本松本市川岛芳子纪念室考察时，我母亲指着墙上1937年天津“东兴楼”川岛芳子和一些人的合影说：“站在川岛芳子后面的青年像我父亲，应该就是”。回国后，李刚先生又请省公安厅影像鉴定专家台禄林先生作了鉴定，并出具了鉴定证书，并有律师当场见证签字。台先生鉴定证明：照片上的那位青年就是我姥爷段连祥！孙彦平说是假鉴定，是李刚使了钱，纯属造谣诬陷，应负法律责任。
方姥的遗物
方姥遗物虽然不多，但值得保存。今天3月去日本时，方姥的遗物也都当场由东京文物鉴定专家媵见充男先生做过鉴定。他说方姥的遗物他开始只看到照片，认为是一般的东西。但是在现场通过看到实物后，他感到这些遗物（唱机、坐狮、望远镜、保险箱等）“产地涉及到中国、日本、美国、法国等诸多国家制造，虽然不很值钱，但也是很稀有的珍贵之物，有些市场上从来没见过”。
三、我的态度
日本朝日电视台编导后藤华女士2008年11月来采访我，历时四个月往返于中国、日本。并由朝日电视台播出了2小时的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专题片，在日本引起很大轰动。后藤华编导也是越采访越有兴趣。她曾说，从前有几个冒充川岛芳子后代的，一看一问说的都不对，就知道不是。唯独对我可以认定。现在她个人还在采访我，还要出版一本她采访我全部过程的书。方姥是一个历史人物。其生死之谜是个新发现，总会有人怀疑，这是自然的。我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件事，我有一个方姥，姥爷说她是川岛芳子，这件事我就是要说，不管信不信。我正在写对方姥的回忆录，我要出书谁也管不着。
孙彦平等人跳出来，全盘否定我们的考证成果，其用心何其歪也！应该承认，我们考证有很多不足之处，还在不断修订，补充。如果真对考证提意见，欢迎，对的接受、改正；要是心怀鬼胎恶意攻击，那将后果自负！
张 钰
2009.10.25
关于川岛芳子“新证”，无论结果如何，到目前为止还都属于野史范畴，还有待进一步认定。但关于川岛芳子本人，历史已经给出了盖棺评价，不容颠覆和翻案。之所以有人对川岛芳子新证表达不满，可能就是源于《新证》一书是用个人言论混杂历史考证，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改良了人们心目中川岛芳子的可憎形象。因此，我作为关心历史的普通公民，希望“新证”一方能拿出对川岛芳子历史地位的明确态度，再在此态度的基调上，对川岛芳子进行周边的考证。我想这样考证的意义才是积极的。
对翼彩虹“信么：‘方姥是川岛芳子’——我的质疑”
一文的回应
李 刚 何景方
2009年8月5日，网上署名的翼彩虹发表了：“信么：‘方姥是川岛芳子’——我的质疑”一文，还自称是于泾“川岛芳子是这么神么？——《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书中重大史实谬误”一文的姐妹篇。这说明，翼彩虹和于泾已经联手与我们论战。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愿意用考证成果就翼文提出的几个质疑予以回应，也让网友们作个裁判。
一、川岛芳子怎么就不能来长春？
对方姥（川岛芳子）来到长春的确认，并不是张钰，也不是张钰母亲段续擎提供的，而是方姥（川岛芳子）当年来到新立城齐家窝棚的房东后人逯兴凯先生介绍的：1948年至1949年前后，他舅舅于景泰和（伪满警校）同学段连祥，加上他们的老师（秀竹），陪伴方老太太（川岛芳子）来到齐家窝棚，租住了他大伯父家闲置的房宅。而且，方老太太是夏天住新立城，冬天去南方国清寺避寒。如果不是逯兴凯提供这样的证言，我们是不清楚方姥什么时候来到长春的。请问逯兴凯好了！
翼文中说关于对1948年长春的历史背景和形势的说法，可以探讨。但翼文却说，川岛芳子根本来不了长春。那么我们反问翼，三个男人，一个女人，脑袋上又没贴帖，打扮成老百姓，怎么就不能来到长春？提问者那时降生于人世了吗？
二、难道方姥是川岛芳子就不能教张钰日语吗？
方姥是川岛芳子这件事，是段连祥隐藏心中56年的秘密，直至2004年临终前才告诉了外孙女张钰。这也说明，方姥对自己是川岛芳子这一真实身份隐瞒得很深。因此，段续擎与张钰母女虽然与方姨（姥）接触了那么多年，但始终不知道方姨（姥）是谁。
张钰与方姥接触的日子里，是张钰11岁之前，一个近70岁的老人教只有十来岁的张钰日语、歌舞、画画，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在东北，经历过伪满一段历史的老人，会日语的大有人在。更何况，十来岁的张钰怎么会因为方姥会日语，就能把方姥与川岛芳子联系起来呢？那时的她知道川岛芳子是什么人吗？
三、证明方姥就是川岛芳子的物证很多，翼文却视而不见？
作为川岛芳子的方姥，生前为了隐居的安全，处处都表现出，不留可能暴露身份的痕迹，如不照像（为办理皈依证照过一次相只是特例），不留字迹，不与外人接触等等。即便如此，张钰还是得到了一些方姥能表现其真实身份的证据。如方姥在张钰5岁和8岁时画的小张钰肖像画。而且，在那幅5岁张钰的墨板肖像画的右下角，还留下了依稀可见的“姥留念”三个字。经过我们与川岛芳子留世的笔迹进行比对，证明为同一个人的笔迹。
在方姥看过的一本医书上，通过科学手段取得了方姥的一枚指印，经与在日本得到的川岛芳子的指印进行比对，基本可以确认为同一个人的指印。另外，方姥还留下了一张取自她皈依证上照片的画像。
除了上述直接证据外，我们通过考证，还获得了只有川岛芳子才能这样的，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大量的间接证据。如方姥遗物小望远镜，套筒壁上刻有的“HK”英文字母，川岛芳子在日本就以“HK”代表自己的名字；方姥上世纪六十年代买的《蒙古民间故事集》，书中收录了有五篇署名甘珠尔扎布名字的文章，而甘珠尔扎布就是川岛芳子前夫的名字；方姥的遗物五彩玻璃制作的信物“坐狮”，段连祥临终时对张钰说，方姥生前嘱托，如有机会，请将此坐狮转交给日本人小方八郎，而小方八郎正是川岛芳子当年的秘书，而且坐狮漆封的“肚”里出现的篆字纸条，更验证了此物就是要交给小方八郎的。长春的不少市民都曾参与了对字条16个篆字的破解；方姥的遗画“浴嬉图”，经日本学者野崎晃市鉴定，为方姥临摹日本画家落合方幾的作品，但方姥对原画做了明显符合个人意愿的改动，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公认的一幅藏名画，如果不是在日本生活过的川岛芳子，怎么能画出这幅完全日本风格的画作呢？
还是方姥的遗物，长春般若寺前方丈澍培大师赠与方姥的本人照片、四季墨竹图、经书和佛家书法偈语。请问，如果不是川岛芳子，什么人会得到澍培大师的这些墨宝呢？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可是，翼文却对这些有力的证据视而不见，硬说我们的考证没有可信的证据，不知在翼彩虹先生的眼中，什么证据才算可信？一句话，未和他打招呼的证据都不可信！
翼先生和之前的孙彦平一样，仍在方姥的名字上大做文章，硬说方姥有名字，段续擎、张钰母女有意隐瞒。对此，我们很难理解。我们的考证当然希望知道方姥的名字，也就是川岛芳子在长春新立城的化名。但事实就是没有得到方姥的名字，事实就是事实，不容胡编，现仍在继续考证中。逯兴凯一家当年就称方姥为方老太太，从不知道方姥的姓名。如果张钰有什么企图，她完全可以随意给方姥安个名字，也免得翼先生和孙彦平质疑。如果翼先生和孙彦平能考证出方姥的名字，为我们的考证补充证据，我们将拭目以待。
四、关于“关东军秘图”
我们在考证中，对张钰提供的“关东军文件”（6页），开始如获至宝，后来又认定这是古董贩子搞的假仿制品。我们之所以把这段考证写进书里，就是要说明考证的过程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否定了这6页“关东军图表”是方姥遗物。但因是段连祥交给张钰的，我们就可以认定是段连祥从地摊市场上弄来的。我们已经否定了的东西，但翼文却仍做起了长篇文章，我们不知其用意何在。翼先生非要把假的关东军图表说成是张钰弄来的，有什么意思？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和推论是对张钰女士名誉的一种侵犯，在这里也就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五、“浴嬉图”就是方姥所画
关于“浴嬉图”，我们在考证过程中花费的精力比较多。据段续擎回忆，方姨作此画是在文革前，她曾在现场见过方姨作此画，在场的还有她称之七叔的“秀竹”。张钰对此画的了解也是听母亲和姥爷讲的。
我们经过考证认定，此画为方姥也就是川岛芳子所画无疑。特别是日本学者野崎先生说明此画来源于日本画家落合方幾的作品后，更坚定了我们的观点。因为只有在日本生活过的川岛芳子才能了解这幅日本风格的绘画，也只有川岛芳子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临摹此画时做了明显的改动。日本画家落合方幾的原画是三幅画连接在一起的，而川岛芳子只选了三幅中的一幅，而且还将这幅画中屏风上画的日本武士形象，改成了清王朝的官员。我们认为，川岛芳子只所以临摹这幅画，而不临摹相连的另外两幅，就是因为这幅画经过她的改动，能充分表达她内心的思想，也就是我们在书中所说的藏名和藏意。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如果翼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提出来，但简单地予以否认就不是学者的态度了。
至于翼文把疑问重点指向了该画的作画时间，我们认为大可不必。此画是40年前，还是50年前所画，又有何妨？总之是方姥所画就够了。翼文又说，在文革的当年，方姥怎么还敢画这种裸体画。这种拿政治观点分析一切的做法，未免有点强加于人了，那么请问方姥去吧？关起门来画自己喜欢的画又怎么不可能呢？
翼文否定此画为方姥所画，主观认定是张钰为造假借用的一件道具，你的根据何在？光凭想像是说服不了人的。
六、带漆封的“坐狮”，狮肚里的字条，实实在在
信物“坐狮”也是段连祥临终前交待给外孙女张钰的，希望张钰能完成方姥生前的遗愿，将此物转交给日本人小方八郎。带漆封的坐狮，我们曾请省内著名文物鉴定专家郭相武先生鉴定过，郭相武先生认为，这种文物漆封技术要求是很高的，别说是张钰和我们两位考证人，就是他郭先生本人也很难做到。
翼先生说张钰在坐狮字条一事上造假，就请你也查个水落石出，光靠武断地定调不是作学问的态度。
翼文对秀竹其人采取了否认的说法，说秀竹是我们编造的一个人物。我们认为，翼先生还没有把《新证》一书看全。秀竹这个人，新立城齐家村的逯兴凯见过，说他是舅舅于景泰和段连祥的老师。段续擎见过秀竹，称他“七叔”。在段连祥交给张钰的遗物中，有半副对联上写有“秀竹先生属”字样，段续擎说是七叔留下的，我们对上了号，七叔就是秀竹。坐狮肚里的字条，落款是秀竹，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对秀竹这个人存在的认识。至于翼文说我们对秀竹这个人没有考证清楚，请你来试试？至今，考证仍在进行中。包括对于景泰，虽然由于时间久远，变得越来越难于考证了，但是，我们仍然不泄气。翼先生非要我们的考证，事事都天衣无缝，十全十美，真是强人所难。我们也寄希望于通过《新证》一书的出版，能够扩大线索，让知情者补充证据。翼先生否字当头，有意回避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动机？是你诬陷呢？还是我们造假呢？公理自在人心！
七、“浴嬉图”与“秀竹字条”相辅相成
“浴嬉图”是我们考证之初就已知的方姥是川岛芳子的典型物证。直至二年多的考证接近尾声时，秀竹字条才出现，使我们的考证得到了相互确认的结果，也使我们整个考证过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在证据链上，大量的证据起到了互相支撑和相互验证的作用。
通过我们的考证，关于北平1948年3月25日被执行枪决的川岛芳子是替身的结论，不仅在日本取得了共识，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观点。既然川岛芳子没有死于北平监狱，那么，她会去哪里呢？段连祥的临终遗言为我们提供了川岛芳子来到长春新立城的线索，我们运用证据学的方法，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工作，获得大量的证据证明，曾经生活在长春新立城齐家村的方老太太，张钰的方姥，就是川岛芳子。这是我们的考证成果，也是一家之言。有问题可以质疑，可以探讨，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顶个屁用？！
八、我们的考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我们的考证从2006年开始，整个考证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自从2008年5月7日，市政协文史委为我们召开了有关川岛芳子的史料听证会后，使我们的考证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溥仪研究专家、省社科院的研究员王庆祥老师，也曾质疑过我们的考证。但经过认真地了解我们的考证过程和取得的证据，他不但接受了我们的观点，而且支持我们把考证工作不断引向深入。由于媒体的介入，扩大了考证的社会影响，随之批评的声音也陆续出现。日本学者野崎先生就是在看了《新文化报》登载的消息后，找上门来跟我们说“不”的。野崎先生使我们考证人知道了“浴嬉图”的出处，方姥的画是临摹品。但这不仅没有影响我们的考证，相反使我们的考证接近于准确和真实。日本的多家媒体得到了我们考证的消息后，也纷纷来到长春采访。在证据面前，他们不但认为我们的考证具有真实性，也激发了他们与我们共同考证的信心。这才有了日本朝日电视台邀请我们去日本进行交流和考察的议题。可以说，日本之行又充实了我们的考证证据。这些有关内容，翼先生和孙彦平等并不清楚，就以一知半解的态度发难，即可悲又可笑。
翼文中说我们的考证“穿凿、猜测、附会，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这个大帽子不算小，我们不打算逐一反驳。在这里，我们只引述河北省《文史精华》杂志总编石玉新先生的一段话：现在文史研究工作找资料、找证据非常难，长春市发掘了（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这么一个重大的题材，很不容易，应该抓住，搞出成果。对川岛芳子逃脱了死刑这个课题，他开始也持怀疑态度，但面对大量的证据，有一个巧合、两个巧合，不可能有十多个巧合。他建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有三分史料说三分话，只要能证明川岛芳子当年确实没有死，任何可能的事都会出现，可能在长春，也可能在北京、天津引发新的线索，使证据更充分。
石先生的话说得是何等的客观。这才是学者的风度。可翼先生和孙彦平却不是这样，在没有听取我们的观点，没与我们交流想法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开枪，封杀我们的考证，难道这是搞学术研究之人的作法吗？真让我们失望。
最后，我们还是希望翼先生、孙彦平或者你们两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能理智地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去掉你们身上的学阀作风，扣帽子是解决不了思想文化问题的。而对我们则是：反击之枪里永远装满子弹！
很多人还在关心此项研究之进展，希望媒体能更加频繁地加以报道
学术争论应该讲究风范，赞成！
很明显，这个叫张钰的在撒谎！其目的也是很无耻！这是个新时代的无耻汉奸，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建议有关方面查个水落石出！用事实给这无耻的母女两个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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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问一下，川岛芳子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距被枪决多长时间，我看那张照片挺像川岛芳子的，不过她那头发视乎很长，如果审判距死刑行刑时有几个月的时间的话，还是有可能的。电视里那个公安也太牛了，躺着的照片都敢那么肯定的说和川岛芳子的不是一个人，说话太不严谨了，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说。
还有日本的报道我看了，不是说那画里面就是轴里面有东西么，还有加成里面也有，最后怎么定论了？打开看看不就完了，日本人肯定会征求张钰的建议，那就打开被，画坏了又能怎样，我在二条城就看见日本人数码技术测绘壁画，以备将来修复用，先数码化一下又何妨。
还有就是我看到日本的节目，里面提到有个叫吉薗的人（已经不在了，手头上有他生前的笔记 日本陸軍の最高機密知る人物 这话说得我都搞不懂意思是了解日本陆军的最高机密的人，靠怎么的介绍一下人物背景吧，）曾经问周恩来，川岛是不是死了，周总理的回答是，
原文；日本のスパイ 漢奸として銃殺されたはずの川島芳子が銃殺されずに生きていたと
いう話を聞いたんだけど 本当かねーーー意思是这个家伙问周总理听说日本的间谍作为汉奸被枪杀了是不是真的
そんなことお答えできること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ーーー周总理的回答是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吧。然后用手做个花圈的表示，在这节目中被定性为周总理的默认，然后就介绍了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经常起到保护谁的作用（介绍的是溥仪的日本老婆爱新觉罗浩）。我想可能是误解，地球人都知道周恩来有个手不好，经常说话的时候也跟着的动，小日本的误解面大。
哎，太不负责了。日本节目都这样，还记得十几年前来日本的时候，电视里还演抓鬼的呢，结果等了好几个星期也没结果。
还有就是很难相信这些人的记忆，也太好了那个什么爱新觉罗的7岁的事都能记住，张小时候学日语都还能记得唱出歌，我想可能是后来补学吧，我19岁来日本的现在10几年了还经常忘词呢，呵呵本人太愚笨了
有什么最新消息，希望能尽快得知哦
张钰奉画献媚出人意表 李刚解释证据疑义百出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一书作者于《今古大观》说据展画
《今古大观》2009年第6期刊登了《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作者的文章“考证有据 疑义相析”，本人兴味盎然地拜读了作品，感觉内容缺少新意，读后意兴阑珊。然在本刊封面却观赏到了张钰的绘画作品“中国画·探春湘绣/张钰”。意在何为呢？也许自觉文章确是惭愧，以画来装点遮羞吗？张钰一方一再发指质疑方只是专家却非权威，而张钰以这种方式发表文章和绘画作品大概是在显示他们的权威吧？！或者作为职业画家，欲使此绘画作品借着发表文章的东风，成为成名作？本人也学画，略通绘画，我想她会大失所望的。
一、自以为是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一书作者言之凿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不理解其中之内涵。
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意指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1.概念的后半部分“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已经明确指出张钰等人没有参与历史考证的资格，而且在文章最后，其本人也已承认“作者不是以史学研究为职业”。此话贵为自知之明也。
2.概念的最后一句话“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则进一步指出了张钰等人的考证弊端，他们以简单的穿凿、臆测方法代替科学的考证，所以得出的必然是错误的结论。此法实为自命不凡也。
张钰等人本身研究历史的资历不够，没有历史知识积淀，又不懂历史考证的基本逻辑方法，如何去考证呢？权威是代替不了学术的，权威是为学术底蕴提供的保障，不是用来炫耀的砝码。张爱玲讲过“出名要趁早”，张钰等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出名要使用正当的途径。靠旁门左道出名只会适得其反，即使不求名垂千古，可也不要遗臭万年，是不是？
我们只研究和讨论学术问题，针对与史实不符的论据提出质疑，没有义务回答考证者的无理质问。纠正考证的错误以及完善考证的缺陷和不足，是考证者自身需要做的。这是学术常规，学术界都明白这个道理，怎么张钰等人不懂呢？
针对文章第一部分，作者对书籍参考材料的强词夺理，本人已在博客文章“《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一书作者推卸责任”、“《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一书作者只言露假”中有所评论，相信众多网民已经看到了。
另外我再强调几点，请张钰等人谨记：
1.历史考证不是文学消遣，不要为一己之利而丧失历史责任。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作者所引证的材料都出自一些文学作品。
所谓“文学作品”，是以部分真实存在的虚构写法，是仅在供人消遣的故事和小说，目的只是也只能以易于感受和另人愉快。这样的“地摊文学”作品并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功用和历史参考价值。文学作品与真相相违，但并不以任何方式有损公正。
但是张钰等人是考证历史，著作的严肃性比之历史教科书要更胜一筹。历史考证既非文学作品，更不是艺术作品，历史是对过去事实的真实记载。历史考证绝不可以带有虚构成分，何况以虚构的“地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这样书写出来的与真理相悖的历史，以某种方式有损了公正，那就是在造伪。李刚强调《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不是历史教科书，明显是在推卸责任。
作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末表述“于径先生过多拘泥于‘枝节’问题实无多大意义”说明：作者自觉理亏，又表现出自作聪明的举动。于径作为知名的史学专家，怎能遇造伪而坐视不管呢？
2.考证要参考真实的档案，不要为一己之利而愚弄读者。
任何的历史考证都是严肃的、严谨的、严格的。历史考证必须要以真实档案为参考，没有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档案资料，就没有资格来参与历史考证，更何况出版历史考证著作。作者质问于径“究其犯罪事实，哪些是她干的，哪些她没干？比如，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干了哪些坏事，谁看见了，谁参与了，谁能证明？川岛芳子是否当过安国军司令？副司令、团长、营长、连长都是谁？安国军驻防何地？武器装备如何？和抗日军打了几次仗？谁指挥的？怎样解散的？川岛芳子被日军逮捕关押2个月；川岛芳子是否见过汪精卫，是否给东条英机送过意见书……？”其实这些都不称其为问题，只要作者本人查一查相关历史著作、新闻报纸以及川岛芳子的档案就明了了。还用得着如此咄咄逼人吗？于径当然可以提供答案，但是没有回答你们的必要。
3.历史考证要学术端正，不可为一己之利而贻误万年。
历史考证不允许有些微的错误。历史考证不是戏说，错误的历史被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就会变成真实的了，这将成为最庸俗的历史文化灾难。张钰等人提供出来的以虚构的“地摊文学”作品为参考的，甚至都称不上是“前人的记录”，那么后果何止是历史文化灾难？责有攸归啊！
二、欲盖弥彰
文章第二部分事实上是《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的缩写版，已经不具备在此作为论据的意义了，众多读者已提出此论据不具有说服力。但是鄙人发现此文中一些所谓的论据与同是考证人的王庆祥的说法意思相悖，甚至与书中的说法相左，很明显李刚是在此误导读者。此外，张钰等人还使用巧取方法，向证人索取证据。
1.李刚（本课题组负责人）误导读者
误导之一：
李刚——证据三：日本方面经鉴定，得出“1948年3月25日北平监狱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枪决的死者不是川岛芳子”的结论，并鉴定死者曾经生育过，川岛芳子未曾生育。
王庆祥——行刑后躺在门板上的女尸不是川岛芳子之机率为百分之九十九。老方太太的唯一之像既是画像，就不可以据其而做影像鉴定了。
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即使是99%的几率“死者不是川岛芳子”，作为科学结论，也是不成立的。
误导之二：
李刚——证据十五：日本方面找到川岛芳子指纹手印，图形和纹络都很清晰。经和张钰提供的方姥生前遗物《新助产学》一书中提取到得指纹对比，图形完全吻合（日本朝日电视台的专题片作了说明），据此可以进行确认。
王庆祥——川岛芳子的指纹已有线索，也是阿部由美子小姐从某收藏者手中得到的，而此人则是从川岛浪速家拿走的。已有了“原版指纹”，完全可以作为比对原素而做此项指纹鉴定了。
据朝日电视台编导后藤华告知：从望远镜等物品上提取指纹已无希望，只能再请专家努力从我带来的老方太太阅读过的五本书上查验一试了，情况也较复杂，因为掺杂别人指纹，又年深日久，正在想办法，难度很大，费用又高，也不可太抱幻想。张钰说，“方姥”读书很规矩，又常在夜间，没有用手指沾吐沫的习惯，找到指纹的希望不大。
评：朝日电视台编导和张钰都提出找到方姥的指纹是幻想，李刚是根据什么确认的呢？
误导之三：
李刚——证据十六：方姥生前留下的“姥留念”三个字，经考证组和吉林省文物鉴定专家郭相武先生鉴定，字迹确为川岛芳子所写。
王庆祥——朝日电视台编导后藤华说，“姥留念”业经日本专家做过简单鉴定：三字之中，“姥”字似经人“描过”，不利于进一步鉴定；“留”字恰好写在画面的黑颜色处，也较麻烦；只有“念”字清楚，状态较好，且上部“人”字，以肉眼看就很像川岛芳子之字迹，遂决定以此字作相关鉴定。然而，简易观察，此字下部“心”字似男人笔体，有可能系段连祥所写，则以此字鉴定，或并不能证明川岛芳子与“方姥”为同一人，意义就不大了。
我们（李刚等人）认为：对笔迹之鉴定应依据笔划是否相近、相似，如“念”字，上部“人”字左右之笔划，与川岛芳子的笔迹极为相近、相似，只因纸面空间较小，未能全甩开而稍受限制，还是可以认定为川岛芳子笔迹。
评：字迹相符是李刚等人认为的，专家没有一致论断。不成立。
误导之四：
李刚——证据九：张钰收存方姥所画的《浴嬉图》，……我省著名画家张成久及老师马连弟教授鉴赏。他们一致意见：所画是日本风格的东洋画，有“浮世绘”画法。装裱特点也是日本的。画作者绘画功力很深，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203页——省内著名画家张成久与马连弟教授对日本女子沐浴图的鉴定意见：……听介绍说，此画和川岛芳子有关，是川岛芳子所画。但我未见过她的画，因此，对此画是否真是川岛芳子所画不能肯定。
评：马连弟教授已经表示：对此画是否真是川岛芳子所画不能肯定。而李刚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以支持其立场。用心不端。
2.张钰巧取证词
巧取之一——张钰介绍：2009年，已经88岁高龄的李香兰听到中国有川岛芳子的最新消息时，感到很不可思议。3月12日晚，张钰来到李香兰的住处。这场原定15分钟的会见，实际上整整用了4个小时。双方见面后，张钰谈起“方姥”的生活习惯，并介绍了“方姥”住房、茶室的布置。张钰说：“我给李香兰看我画方姥的像，还有方姥房子。其中有方姥戴墨镜刁烟坐躺椅上。她很肯定地说这是我哥哥，是我哥哥。”
评：张钰给李香兰看的“方姥的画像” ，明明是以川岛芳子为蓝本的画像。
李刚（证据六）：陈良的印象是：方老太太人长得瘦，但有作派，干净利落，头上盘个发髻。
请问张钰：你的“方姥画像”怎么没有盘的发髻？发型却是类似川岛芳子的短发。
如此手法套取李香兰的证词，这不能称其为证据。有法律知识的人都明白。
巧取之二——李刚（证据八）：一张为川岛芳子16岁时的速写自画像，一张为方姥给外孙女张钰画的速写像。吉林艺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甘雨辰、张成久2008年5月4日鉴定意见是：“川岛芳子16岁画的速写日本少女背影画的相当好，70岁画的其外孙女速写是同样熟练的” 。这里“同样”和“熟练”说明二幅画笔力、画功均出自一个人。
评：我们电话连线过张成久老师，他对此事表示：并不知道张钰关于考证“方姥是川岛芳子”的事情，当时持画人说是川岛芳子的画，请做一下鉴定。
隐瞒动机，套取张成久的鉴定，这也不能称其为证据。
如此自圆其说的所谓“证据”不胜枚举。张钰等人是不是认为《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的读者甚至史学专家都是些没有权威的低智商群体呢？
三、权威出面辟谣
1.《世界日報》2009年12月29日报道新闻如下：
獄政檔案／川島芳子確遭槍決 替死傳聞假的
法務部編纂完成的百年獄政檔案書中，赫見知名女間諜川島芳子執行死刑引發爭議的調查文件，當年河北高等法院調查報告指出，川島芳子陳屍監外，任人拍照，應無賄買他人替死傳聞。此一歷史文件存放在國史館。
NOWnews ( 12/29/2009 10:31:02 AM+08:00 )
川島芳子假死？獄政檔案：陳屍監外任人參觀
神秘色彩相當濃厚的日本間諜川島芳子，雖然早在民國37年就已經執行槍決確定，但一直有傳聞說她以金條買通他人頂替，實際上一直逍遙法外，以致多年後仍有人聲稱見過她的芳蹤。但根據法務部最新公布的資料顯示，川島芳子的死亡應無疑義。
除了《世界日报》、NOWnews，包括《华视新闻》、《中时电子报》等等媒体，在2009年12月29日都有相关新闻报道。
李刚和张钰等人不妨到台湾图史馆查阅川岛芳子的历史档案，总好过闭门造车。
2. “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的见证人谭良泽否认川岛芳子逃过极刑
谭良泽，1919年12月12日出生于自贡市自流井区双牌坊。1937年在重庆商高就读的他中断学业投笔从戎。同年末考入黄埔军校重庆分校，成为黄埔十六期学生。两年后毕业分配到湖南芷江中央宪兵司令部，宪兵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执法部队，是见官大一级的军事警察。1945年5月，日本投降以后，接受日本投降后北平的安全保卫和警戒任务，并看守西区日本侨民及俘虏集中营，包括负责北平第一监狱和河北省高等法院及检察院的治安保卫。
川岛芳子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在北平被捕不久，就转到北平第一监狱。这里以及河北省高等法院、高等检察院的治安都由北平西区宪兵队负责。西区宪兵队长就是19团2营4连少校连长谭良泽。
谭良泽说：川岛芳子被枪决是铁的事实，因为4月1日是愚人节，各大报纸不过是因为这次行刑的不公开而对法院十分不满，和大家开了个过火的玩笑而已。
3.金默玉否定“方姥是川岛芳子”。金默玉说：“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换出的谣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那是她本人，没有错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
可见张钰等人的论断大谬不然。而本人对于其行为则“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本人愚钝，实不解张钰献媚何意，李刚相析何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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