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春市南关区城市文化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2009年王叙开始“有组织、有预谋”地参与到长春城市文化研究和建设中来。头一个工作就是参与由多家单位联合进行的“百年大马路”座谈和踏查活动。和老学者们站在一起研究长春最悠久最古老而又最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他和年轻的研究会成员们似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颇有些尴尬。但这些年轻人知道，他们要的，就是试图依靠民间的力量，依靠年轻的力量，去阐述这座家乡城市的文化脉络，去维系城市性格中最善良正直而又活力四射的根源。这正是城市文化传承的希望所在，同时也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最缺乏的宝贵品质。因此，在Q述长春概念闪出的一瞬间，我就想到了王叙，想到了大马路。于是处在大马路百年变革尾端的两个普通市民，Q速聊开——
本期Q述主持人：CiTYWiLL
本期Q述志愿者：王叙 （阅读全文…）
前段时间随民进组织长春商埠大马路踏查活动，在考察位于大马路与五马路交汇处东侧即东五马路48号的大众剧场时，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这归于本人对其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多年以前我母亲曾在此工作。曾几何时，大众剧场可谓风光一时，每天这里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一天到晚喧闹不休，白天全天演电影，晚上演京剧，不时还有一些话剧、吉剧、歌剧、曲艺、杂技等剧目加入。在那些年，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度匮乏，没有歌厅、舞厅、酒吧。更没有电视、电脑、电话等现代生活及设施。这种生活，在现在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时如能看上一场电影，简直是一大幸事。看一场戏剧更是一种奢侈，那时大多数人根本就没进过剧场。本人因母亲曾在此工作的关系，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在剧场“安营扎寨”，有时一部电影连看好几场，正是由于这种情结，直到现在我虽步入收藏之门，但每每遇到与电影、戏剧以及剧场有关联的物件还倍感亲切，尽力收入囊中而欣愉，并由此而想起过去，特别想到要对剧场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1948年的一张京剧演出广告就是我所藏之心仪之物，下面就从这张戏剧广告谈起。
一、大众艺园广告及著名京剧演员吴蕊兰
大众艺园广告尺寸为16开大小，所载内容为：名称“大众艺园”；地址“东五马路”；电话“（二）一六七四号”；周齐云剧团和长春京剧团联合演出；本园由哈礼聘南北驰名青衣刀马花旦唱作俱佳“吴蕊兰”、文武老生嗓音洪亮唱作大方“张名扬”；“新角打炮！”、“请驾早临！”；四月二十八日晚场“失空斩”、“盘丝洞”；四月二十九日晚场“法门寺”、“大英节烈”；四月三十日晚场“辕门斩子”、“珍珠烈火旗”。广告主要是宣传哈尔滨著名京剧青衣旦角吴蕊兰来长演出。
吴蕊兰（1921－1990）女，北京人。1932年拜张青华为师习艺京剧旦角，5年出科。1937年随师傅流动演出于东北各地。演出的剧目有《十三妹》、《荀灌娘》、《八宝公主》、《花田八错》、《霸王别姬》、《对金瓶》、《得意缘》、《盘丝洞》、《红拂传》、《翠屏山》、《天女散花》、《四郎探母》、《巧断奇案》等。在表演上敢于创新，演《红娘》时，加进手帕舞和盘子舞；演《天女散花》时，加进绸子舞；演《貂婵》时，加进扇子舞，唱舞结合，引人入胜。人称其绸子功为一绝。常演的剧目还有《廉锦枫》、《穆桂英》、《御碑亭》、《贩马计》、《金玉奴》等。1947年在佳木斯演出《刘胡兰》时，饰演刘胡兰，塑造英雄人物的高尚气质，受到各界的好评和中共佳木斯市委的表彰。1952年在哈尔滨参加松江省京剧团。1954年回佳木斯，积极参加戏曲改革工作，与吴英林合作改编《红娘》、《露地晴天》还创作《芦州恨》。1956年调黑龙江省少年京剧团任教师。1962年调黑龙江省戏曲学校京剧科任教。曾获哈尔滨市东北人民剧院优秀工作者奖，佳木斯市首届文艺会演二等奖。
二、关于大众艺园的由来及沿革
大众艺园1936年由伪满新京商会会长王荆山出资兴建，初名为“国泰国民会馆”，1937年2月8日正式营业，遂更名为“新京国泰电影院”，属国泰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新京分公司。影院为二层楼房，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西北两面临街。内部设有仿天津法租界内的舞台款式，两侧有较宽的辅台，舞台设有人力推动的转台。有坐席1000个，楼下池坐，楼上设有包厢。历史上曾两次失火。 1939年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曾率团在此演出。溥仪也曾来这里听过戏。
1948年长春解放后由市人民政府接管，交由长春市文化局管辖，同时改名大众艺园。50年代经该扩建后，更名为大众剧场，是市京剧团团址和演出场所。1969年，省市京剧团合并，划归省京管理使用。剧场在1996年以前以电影公映及戏剧演出为主，自1997年起由于剧场年久失修，设置陈旧，消防不达标，加之电视的普及，影剧业受到冲击，不能在适应市场需要，遂停业。长春大众剧场现隶属于吉林省京剧院的事业单位。
三、关于王荆山其人
王荆山，又名王琳，祖籍山东省黄县。长春裕昌源火磨创办人，著名的实业家。于1921年投资2万元，取得了益通商业银行董事长的职位，直至日伪政权垮台。1921年日本在长春组建信托公司，王荆山被任命为董事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荆山成为“新京” 实业界接受其侵略与统治的应声虫和领头羊。1932年春，国联调查团在英国人李顿率领下到东北，王在日本侵略者的指使下，参加“请愿团”，并盗用东北三省 3 000万民众名义，将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武装占领颂扬为“拯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组织傀儡政权，挟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到长春时，王荆山又以“民众代表”的身份，参加所谓的“迎銮”活动。1934年日本人选中王荆山做“新京”（今长春）头道沟商工会长。1937年该会与市内商工会合并，成立“新京特别市商工公会”，王荆山又充任副会长，直至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除此之外，王荆山还担任长春面粉业、榨油业“组合”的理事，伪“新京烧酒中央会会长”、长春、哈尔滨两地的银行协会会长、“统制经济协力会”、“防范协会”会长之职。并在伪交通会社、计器会社、图书会社、军用犬协会、赛马俱乐部、协和会等社团组织中分别担任监事、理事等要职。还担任伪新京特别市咨议员、日满实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央禁烟促进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40年被伪满洲国外交部委派出任萨尔瓦多驻“满洲国”的名誉领事。
王荆山还是伪满“军援产业株式会社”、“泰东烟草公司”、“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等企业的股东。1941年王荆山又出资50万元，在长春东郊兴隆山开办“大名陶瓷厂”。此外，王荆山还经营着数千间的房产。
王荆山身上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在东北沦陷时期，王荆山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他幼年失学，发迹后深感教育事业的重要。1915年他出资在长春东大桥东借用山东会馆房舍开办自强小学。1918年又办自强中学。自强学校当时在长春是有一定影响的。此外，他还出资开办“荆山幼稚园”，资助修桥筑路。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王曾一度被苏联红军逮捕，旋即释放。翌年1月他逃往哈尔滨躲避，8月绕道吉林返回长春。1951年4月26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王荆山被逮捕。翌年3月19日，以“汉奸叛国”罪被处决，时年77岁。
曹保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多年来，屡次获得国家及省市级奖项和表彰，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表彰人员。已出版的专集专著有《东北土匪考察手记》《中国东北行帮》《神秘的关东奇俗》《世上最后一个懂鸟兽语言的人》《最后的渔猎部落》等五十四部作品共一千万字。
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东北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挖掘，是将东北文化的整体风貌展示给世界的第一人。他立足研究东北地方风物和民俗风情，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告诉世界这里有一个“活态”的东北，有些专题已经填补了东北亚文化、东北民族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他不但是国内研究东北民族民间文化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着良好的声誉。
曹保明=C 本刊记者张梦迪=M
M：您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的文化发生地，就是人类和自然交融产生的地方，长春有众多的文化发生地，寻找城市文化发生地，就是在寻找一座城市生存的历史依据。那么您认为长春最重要的文化发生地在哪里呢？
C：所谓的文化发生地，应该遗留着最典型的文化气味和文化记忆，包括历史背景、历史街区、居民院落、行业特征等等，是一座城市文化的汇集地，同时人的性格也都在这里留传下来了。
长春真正在哪儿？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发生地，二是人心中位置上的文化发生地。长春最早的城市形态就是宽城子，也就是现在的南关区一带，大量闯关东的人都落户在这里，从七马路到东大桥，一些老字号、老店铺、前店后院的生活形态也都集中在这里，这里不但是典型的富人区，也形成了最早的商埠区，并一直得以良好的发展。即使在1896年俄国人开始建设中东铁路，以及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商埠区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破坏或中断，仍旧保持着发展的态势。因此从地理位置上说，这里就是长春的文化发生地。
当年商埠区这一带还非常荒凉，那些闯关东的人也不知生死，完全是凭着无所畏惧的闯荡精神、勤劳苦干才得以活下来，商埠区也由此不断繁荣起来。另外，当初他们并没有定居于此的想法，打算解决了贫苦生活再过几年后就返还故乡的。但是这些没想留下来的人，最后基本都留在了这里定居，正是长春人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无条件地接纳和包容了他们，使之留下来的。长春本地人一直有着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雪村的歌词“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就唱出了长春人的性格特点。因此从人心中位置上来看，这里还是长春的文化发生地。
M：从您刚才的话中，我们了解到长春虽然年轻，但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怎么看待长春的城市文化发展？
C：长春是一座漂荡出来的城市，如同鸟的迁徙一样，大量的闯关东人来到这里，逐渐形成了长春的城市形态。在长春设治以前，长春这个地方属于郭尔罗斯前旗蒙古王公的封地，清政府为了感谢蒙古王爷库尔罗斯推翻明朝所做出的贡献，于1664年奖励给他这片土地。乾隆、嘉庆年间关内遇到连年灾旱，开始有大量的人闯关东，来到这里。开始朝庭是禁闭的，后来在道光、咸丰年间，突破了封禁，王公贵族开始卖地、租地，这些闯关东流民开始开垦荒地。这个时候也有越来越多的闯关东的人迁移至此。到1941年时长春即有81万人口，其中大约40万人口为闯关东的外来人口，所以说长春是闯出来的城市、迁移而来的城市。
这些闯关东来的人，被长春原著居民所接纳，所以后来才在这里繁衍生息，长春具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比较有融合性，或者说融纳性。同时，长春还有一个多民族的融合性。自清朝顺治帝入主中原之后，长春这里就已经有了女真、肃慎、蒙古、达斡尔等民族部落，是一个多民族聚集之地，直到道光、咸丰及清朝末年这一阶段，才逐渐演化为以汉族为主的地方，比如伊通河西岸有了一些大院人家，当时还叫“窝棚”。
因此说，长春的文化历史正是中原文化同东北地域文化的融合，这也就是今天“宽容大气、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证实。
M：城市文化影响着每一个人，您认为怎么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城市文化呢？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C：那些陈旧建筑要走进现代的生活，要有一种与现代建筑相融合的价值，这就需要我们的创意。比如留下一些老人的房户，让这些老人来讲述街区往昔的故事。比如将那些老把式、老手艺，在街区中挂牌展示。现在日本和韩国及东亚国家提出了“无形文化财”的概念，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每个街区都有若干个“文化财”，一尺宽、二尺长的小牌子挂于门口，按顺序编号，这里是铁匠的后代、那里是画家的后代，展示人类记忆中的文化精神，让生活更具多样性。我们也可以考虑借鉴这种创意的方式，将每个门牌都设计成独特的形式，能够代表不同种类的文化特点，比如这里是闯关东时的粉匠老李家，那里是豆腐坊老张家。
M：为了创造更好的人居环境，就要进行旧城改造，这里存在着很多的矛盾，新旧的更迭、维持或平衡，比如现在东安屯进行的大规模拆迁改建，从城市文化发展角度上您有什么看法？
C：改造的前提是要把以前和现在结合起来看，考虑到复合性，外国在建设新建筑时往往绕开一些遗址来加以保护。旧城改造，首先要理通思路，明确某些地方是否需要保留，是否拥有保留的价值。对于历史进程中的陈旧建筑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恢复或重建，比如建成博物馆。二是有明显价值的，一定要保留，能够留下来的是建设者及居住者的高瞻远瞩，将来也一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价值。至于哪些加以保留，要选择典型的建筑或文化事物，让现代人在高楼大厦中去享受记忆中的“往事”，而现代建筑要想成为文化记忆或一种文化遗产，则需要在若干年后才会产生文化意义的。所以当下，我们保留住了某些街区和院落，也就保留了一座城市的精神和内涵。
在这次旧城改造中，我们保留住了于家大院，于家大院就是城市精神的文化符号，长春200年的故事全发生在这里。这些都是人类的精神遗产，我们一面前行，还要一面将精神留下。
M：是不是我们需要在发展中还要保持一份清醒，要看到老城区的价值，并从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对老城区独具价值的部分做合理性利用呢？
C：一种文化如果离人较远的话，那么就会有一种疏离感，因为一般人的记忆存留时间段为4代至5代人，对于长春来说，200年前的那段历史恰好符合人们对历史的感召与怀念。
在现代建筑中，我们要将其进行合理化的利用，不是像现在强制性地赋予一块地或一个小区一种特征、一个价值点，那是人为的、外在的，并不具备唯一性。我们要做的是基于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真实故事，来品味、领悟这块土地所带来的悸动和激荡，在文化层面来思考和整合，将其独特的历史传承发扬光大，这就是这块土地或这个小区的灵魂。曾经有一个项目将一棵古树保存下来了，定期开展关于树的祭祀活动，具有市场的唯一性。比如我们恢复于家大院之后，可以做一个“串门节”，让人们到文化发生地再走一遍，延续互相走动、交流、帮助的风俗，在钢筋水泥中注入了亲和、友善，使人们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是非常有意义的。
文化在于联想，在于创意。只要我们合理地运用，就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价值。
2009年9月18日9点18分，在长春文化广场，一个日本老兵的后代双手合十伫立在广场中间，静静的听着长春上空响起的防空警报，他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后代，日本友人辻俊行先生。他说他听到这防空警报的声音，让他自己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
此前，我有幸参加了长春电视台《忏悔》专题片的拍摄活动。在拍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一位日本老兵后代的心声，辻俊行先生今年58岁，来自日本静冈县富士市，作为侵略者的儿子，他向中国人民谢罪。作为日本“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他发自内心的希望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不再战争。他说口述研究会从2007年起，在日本先后记录了两百多位日本老兵的口述录像记录，而多数老兵在采访几年后，陆续离开人世。在中国也陆续访问了长春、沈阳、大连、平顶山等地，每到一处，他都用镜头记录下当地的日本侵华时留下的遗迹照片和影像。
辻俊行先生在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和东北沦陷陈列馆等时，反复强调战争不仅仅是国家、个人在过去犯下的罪行，也是现在所有日本人应该考虑的问题。陪同参观的伪满历史研究专家的王庆祥老师讲，一个日本老兵的后代能够这样的反省，向中国人民谢罪，体实了日本多数国民还是希望和平，不要战争的。
长春电视台拍摄现场
作者和辻俊行先生
26日，“白求恩”在阔别吉林大学四所医院9年之后，又获重新冠名。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李玉林介绍，吉大所属四所医院分别更名为：吉大白求恩第一医院、吉大白求恩第二医院、吉大白求恩第三医院及吉大白求恩口腔医院。（据2009年9月27日《城市晚报》） （阅读全文…）
用复活这个词是有原因的。
什么才是活着的状态？
不是心脏还在跳转，不是大脑细胞没有死亡，而是在于是否仍有思考。
我思故我在，不是哲人的语录，而是真实的存在。 （阅读全文…）
本篇为“信么：“方姥是川岛芳子”——我的质疑”一文的姐妹篇，欢迎参照阅读。
2009年1月，《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以下简称《川证》）出版，出版单位是吉林文史出版社。作者以考证“方姥是川岛芳子”为主题，在书中不顾史实，把川岛芳子（以下简称“川岛”）写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传奇人物，在客观上起到了神化川岛的作用。为此，本文本着正本清源的史学治学宗旨，将《川证》一书中有关川岛历史的主要不实之处，列举于下，以正视听： （阅读全文…）
本文摘自新文化报对“长春志”的报导，详见2009年8月11日新文化报第24版“新社区”，记者顾然 （阅读全文…）
本篇为“川岛芳子是这么神么？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书中重大史实谬误”一文的姐妹篇，欢迎参照阅读。另请参照《史志专家权威考证：“方姥不是川岛芳子”》系列文章。
有关“方姥是川岛芳子”一事，经过2008年一年的喧嚣，终于尘埃落定，一本结论似的考证书：《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以下简称《川证》）问世。可是，细读此书发现，从事情的缘起，到对所谓“方姥遗物”的考证，无处不是荒诞离奇的。有人怀疑当事人“设计造假”不无道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提出我的疑问及意见。 （阅读全文…）
